中新网杭州10月28日电（林波）“我是2月28日来报到的，这是2月的最后一天，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。”站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门前，浙江农林大学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教授、杭州市政协文史馆特约研究员周新华笑着追忆。2006年的这一天，他成为国内首座运河主题博物馆的常务副馆长。
困难随之而来。仍在建设中的博物馆面临“三无”状态：缺乏专业人才、没有一件藏品、缺少文物征集的专项经费。
近日，记者跟随“寻踪大运河文脉”杭州文物寻踪团从杭州运河文化广场启程，与当年博物馆筹建者周新华一起重访旧地，了解一座博物馆的诞生史与一条大运河的兴衰史相互交织的故事。
近日，周新华讲解现场。 王刚 摄
馆中读运河：一座博物馆“不可能的任务”
杭州运河文化广场上，开阔的水面映入眼帘。周新华说，从这里远眺，便能初步了解运河南端的地理格局。
走进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，周新华的步伐放缓了。2006年10月1日，这座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。
周新华是第一个到任的“光杆司令”，根据规划，该馆计划在当年10月1日开馆。他的“前同事”参观过“三无”现场后调侃道，这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然而，在多方的努力下，连他自己都感到出乎意料的是——“到开馆的时候，任务完成了。”
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的展陈从大运河的开凿讲起。
元代郭守敬截弯取直，运河从隋唐时期呈扇形分布的2700多公里，缩减为1794公里。周新华表示，2014年成功申遗的“中国大运河”，涵盖了京杭大运河、隋唐运河的残留河段，以及从杭州延伸至宁波的浙东运河，“把这些全部加起来，才叫中国大运河”。
在一件官斛文物前，周新华停下了脚步。官斛是古代官方制定的标准量器，一斛五斗，大约相当于70斤。
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，五斗米就这么一斛。”他指着斛口说，官府收粮时用平尺刮口，满出的部分不计入，“但我征集到一把尺是弯曲的——若得了好处，弯子朝下；没给好处，弯子朝上”。一件量器，道尽了漕运制度的好坏两面。
近日，周新华在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介绍现场。 王刚 摄
碑刻与古桥：南端坐标与一张国家名片
离开博物馆东行不远，京杭大运河南端终点碑静静矗立在运河边。碑的正面，刻有“京杭大运河南端”七个字；背面是一段简短的碑文，附有一幅大运河全线路线图，标注了沿线主要城市。
碑立在拱宸桥东堍，地方开阔，又与有“运河第一桥”之称的明代古桥相望，地理与历史的坐标在此交汇。
立碑之外，更让周新华感慨的是运河话题的升温。他刚到博物馆报到不到半个月，2006年3月全国两会召开，58位政协委员提交提案，提出“大运河价值堪比长城，应该申报世界遗产”。从那以后，运河从一条被日常忽略的水道，突然成为公共议题。“没想到，一下子门庭若市。”他笑称自己“从来不赶时髦，可却赶上一个大热门”。
但周新华对运河申遗起初感到“很难”。大运河是线性遗产，从北到南涉及六省二市，范围广、线路长，涉及的河道、城镇与利益主体远非一处点状遗产可比。也正因如此，他对这条河的价值另有一层认识：运河不是一座可供凭吊的废墟，而是一条仍在流淌、仍在使用的活态遗产。
沿运河前行，拱宸桥横跨水面。桥墩两侧，四只“蚣蝮”伏踞在防撞墩上，这是防范水患的镇水符号。在实用的航标功能之外，蚣蝮更是一层文化隐喻：古代先民面对浩荡运河水系时的敬畏与祈愿，被刻进了石头里，与桥共存。
近日，杭州拱宸桥一景。 王刚 摄
街区寻烟火：活态遗产与一座城市的发展
行程的终点是桥西直街。在这里，清末民初的民居与近代工业遗存交错，白墙黛瓦间市井烟火生生不息。
周新华说，这里曾“大厂”云集，“杭一棉”“浙麻”等数万工人上下班后从拱宸桥走回去，非常热闹。
后来，工厂改制、产业退潮，街区一度沉寂。而近些年，老厂房拆出土地，城市更新推进，老街区又迎来新一轮发展。
让他欣慰的是，工业遗产没有一拆了之。老厂房改造成博物馆、手工艺活态馆等，沿运河形成一片博物馆群。“过去改造老街区的一种做法是推倒重来，把原来的居民迁走，现在桥西街区适度保留了当地居民，呈现古朴风貌，做得还是比较成功的。”
这种“活态”思路，正是运河遗产保护的应有之义。
桥西直街的民居里仍有居民起居，河埠头仍有洗衣淘米的生活痕迹，近代工业遗存被转化为公共文化空间——遗产不是被圈起来的标本，而是仍在呼吸的日常。
从博物馆里的一件官斛，到终点碑上的一段碑文，再到拱宸桥上的一张邮票、桥西街区的一间老厂房，周新华一路走一路讲，讲的是运河文脉，也是一个人与一座城、一条河的交集。
据悉，此次活动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主办，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承办。（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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